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良法”与“良吏”
（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王政 律师）

古人治国，讲求“王霸兼综”、“德刑并用”、“儒法相辅”；今人治国，讲求“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相结合。尽管古代的“家国”概念早已不同于如今的“民主共和国”了，但就其“治国”所采用的指引思想而言，似乎还不能说是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治国”吗？总得需要从“说服”和“强制”两方面着手，需要从“立法”和“执法”两方面用功。提及此，难免又让人想到了“良法”与“良吏”的问题，想起了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的辨证关系。既然又想到了这些问题，那就不妨干脆将有关内容再重述一遍吧。

一、何谓“良法”？综观中外古今，法至少含有以下三方面的含义：第一、具有“权利”、“公平”、“正义”等富有道德意味的抽象含义。第二、国家机关制定或颁布的具体的普遍有效的行为规则。第三、符合历史的、现实的、民族的和人类自身特点的社会控制或管理方式。总而括之，从法学家的角度，法应是通过人类理性之光照耀所折射出的反映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实然与应然、意志性与规律性、阶级性与共同性、利益性与正义性的真实的或虚假的表现形式。在人类理性之光照耀下，“良法”就是那些能够起到充分尊重人类自身的权利、能够体现社会历史时期的“公平”和“正义”观念、能够引导人人弃恶从善、能够帮助人类充分展现自我、能够对“奴役人、束缚人、压迫人、禁锢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公共权力形成抗衡或制约、能够铲除观念上和制度上对人实行差别或歧视待遇的土壤、能够保障对权利受害者及时进行司法救济或其他形式的补偿、能够创造和促进社会关系和谐等功能作用的“法”；反之，则为“恶法”。按照自然法学派的观点，“恶法属于非法”。看来，在很大程度上，“良法”还仅是反映人类对“法”的理想或愿望的成分而已，因为时至今日，现实社会存在的“假、恶、丑”现象仍要求我们必须制定大量的“良法”出来。人类社会立法的过程，不就是要在社会法律的实践中不断地发现或制定“良法”并摈弃“恶法”的过程吗？人类社会自身不断的进步，不也是反映“良法”与“恶法”不断斗争、“良法”不断战胜“恶法”的过程吗？

二、何谓“良吏”？在中国古代，“吏”一般指没有品级的小公务人员，也泛指官吏，“吏治”就是指地方官的作风和成绩。今言“吏”则无他意，借指执行法律或从事公务的人员而已。“徒法不能自行”，再好的法也得靠人去执行。什么样的人去执法才好呢？答曰“自然是良吏最好”。那什么又是“良吏”呢？还是看看中国古人是怎么讲的吧。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根据德与才的关系将人分为圣人（即德才兼备者）、君子（即德胜才者）、小人（即才胜德者）、庸人（无德无才者）四类；并且指出“德者，才之帅也；才者，德之资也”。按照对人的如此分类，就治国而言，自然是圣人最佳，君子次之，庸人再次之，小人不可用也。但是德才兼备之圣人历代少有；庸人最多，但又误国；小人有才，却又害国；只有君子不害国不误国，可大胆任用也。可见，古人所认可的“良吏”应是圣人和君子，而小人和庸人为官则属于“恶吏”或“庸吏”的范围。今天，我们考察和任用干部或官员的标准自然是更加细化、科学化，但有关被录用或任免人员的道德品行和才能仍是衡量我们现代各级官员优劣的最重要尺度。我们所期待的“良吏”不仅要有才，更重要的还是要有德。可是，“良吏”又不是写在脸面上的东西，只能通过其具体的做人或做事才能反映出来。时至今日，人类还没有发明出一种科学仪器能够精确地测量出个人道德品行的优劣或借助某些机遇或条件才能发挥出来的个人能力的大小；而且“时位之移人也”，人的德行或才能也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我们怎能保障执法的不是“小人”或“庸人”呢？但我们确实期待着执法之人都应是德才兼备的“良吏”。

三、关于“良吏”生“良法”的问题。古人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宋代 王安石《提转考课敕词》）；“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 （宋代 王安石《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也就是说，只有好的官吏才能保证“善法”得以贯彻执行；官吏能否守法和执法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治乱、民生福祉，也难怪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官吏之选拔和考核。无独有偶，英国历史上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弗兰西斯科•培根曾担任过英国的首席大法官，对“法律”与“法官”之间的关系也有同感。培根认为：再好的法律，如果让拙劣的法官去执行，它也会变得一文不值；相反，即便是法律不健全、不完美，让优秀的法官依据法律的原则或精神并本着自己的良知去断案同样可以作出公正的判决。追古溯今，可以说我们今天制定的各类法律规章不可谓不多矣！有关规定也不能说不具体不详尽矣！然现实中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了吗？有多少法律规章的具体明确规定是被执法的官吏曲解和滥用了呢？看来，不是我们制定的法律出了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吏治”存在问题，就像是“好经”被“坏和尚们”给念歪了一样，难怪我们的领导者要提倡“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若我们所任免的各级官员无德无才，我们制定再多的法律又有什么用呢？若我们的各级官员都是有了德行和才干的“良吏”，现实中自然会催生出一些符合人性和社会公众利益的“良法”，现存的已制定的法律也会充分发挥出被公正适用的“良法”作用。

四、关于“良法”出“良吏”的问题。宋代王安石变法时曾说：“盖君子之为政，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悦之，则曰亦不足矣”（引自《周公》）。至于为什么立“良法”才能出“良吏”的原因恐怕还是西方的法律思想家从人性的角度说得更为清楚明白些。卢梭曾说过：“人们首要的法则是对自身生存的关怀；人们首要的关怀是对自身利益的关怀”（《社会契约论》）。对此，孟德斯鸠说得更为直白些，他认为：“自私是人的本性”、“一个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就必然产生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的想法”、“绝对的权力必然意味着绝对的腐败”、“要想防止权力不被滥用，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论法的精神》）。这就是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产生的理论基石。这些思想家的话语无非是强调制度可以限制或约束人性的自私或恶的方面，说明“好的制度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而坏的制度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的道理。因为执法的官吏并非神明，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他们为官为吏也是为了能够取得一个即可养家糊口又可实现自己理想或抱负的职位。如果我们把公共权力交给他们掌管后不能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有效地防止他们滥用手中的权力，那我们就不能保证他们从本应该为民掌权谋利的“良吏”一个个蜕变成渎职枉法、中饱私囊、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相反，如果我们设计出了良好的制度，制定出了防止权力滥用使权力能够相互制衡的“良法”，任何官员不管其级别有多高、职务有多大，一旦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则必让其受到法律的追究。倘真如此，何愁“良吏”不多也！
看来“良法”与“良吏”的关系的确是一种循环相生、相互为用的辨证关系；不仅是“良吏”能催生出“良法”，而且“良法”更能约束出“良吏”；其中，“良法”为本，“良吏”为末，能够约束“良吏”之“良法”更为本中之本。记得当年英国的培根大法官最终因涉嫌徇情枉法而受到英国议会的审问时说过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大意是这样的：我可以毫不愧疚地讲，我可以算是本世纪以来最为清正廉洁的一名法官，但议会对我的此次审判也是本世纪最为公正的一次审判。愿我们的国家多一些人品如培根那样清正廉洁的“良吏”，更多一些像英国那样能够随时限制权力被滥用的法律制度。


2006年1月8日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放宽固定资产投资审批权限和简化手续的通知》几个具体问题的通知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省辖市计委（计经委），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最近，国务院发出国发〔1987〕23号文件《国务院关于放宽固定资产投资审批权限和简化手续的通知》。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这个文件，现就几个具体问题通知如下：
煤碳、石油、石油化工、冶金（钢铁）、有色金属、铁道和电力七个包干部门，凡是已经列入国家“七五”计划的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预备项目和限额以上技术改造项目，其设计任务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凡是在1987年3月31日以前已经报到国家计委的，仍由国家计委审批（
限额以上技术改造项目国家计委会同国家经委审批）；在此之后的设计任务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由各包干部门按照批准的项目建议书的主要内容，在“七五”计划分资金渠道的投资总额内自行审批，报国家计委（技术改造项目同时报国家经委）备案（一式两份）。包干部门与其他部门
、地方、计划单列企业集团合资的项目，各方面的资金必须落实，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规定，投资规模必须纳入有关地区、部门和计划单列企业集团“七五”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计划规模之内。
二、各包干部门列入国家“七五”前期工作计划的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基本上都是准备在“八五”建设的，其项目建议书和设计任务书（可行性研究报告）仍按原规定由国家计委审批，其中总投资两亿元以上的项目由国家计委审核后报国务院审批。
三、各包干部门大型项目的初步设计（或扩大初步设计），除1987年国家计委委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评估初步设计的项目（详见国家计委计资〔1987〕418号文）和1986年报国家计委审批初步设计，但尚未审批的项目外，其他大型项目的初步设计（或扩大初步设计
）由各包干部门自行审批（报国家计委备案）。非包干部门大型项目的初步设计（或扩大初步设计）的审批，按国家计委计基〔1987〕671号文办理。
四、各包干部门1987年基本建设计划是在国务院国发〔1987〕23号文件下达之前确定的，请各包干部门按国务院和国家计委下达的计划执行。在计划执行中，在分资金渠道的总投资内，需作必要调整的，由各有关部门根据国务院国发〔1987〕23号文件的规定进行调整
。
五、各包干部门在1987年计划执行中，为了加快重点建设项目进度，多增加短线产品的生产能力，如果需要在原确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投资规模外增加自筹资金的投资指标，各包干部门要在1987年8月底以前将落实的资金数额、资金来源和用途上报国家计委（技术改造项
目同时报国家经委），以便国家计委汇总上报国务院，申请增加今年投资计划指标。
六、国务院国发〔1987〕23号文件规定，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和限额以上技术改造项目的限额，按投资额划分的，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项目由三千万元提高到五千万元。这里说的能源项目是指煤炭、石油、电力和节能项目；交通项目是指铁道、交通、邮电、民航项目；原材
料工业项目是指钢铁、有色、黄金、化工、石油化工、森工、建材项目。
七、由于1987年基本建设计划和技术改造计划国家已经正式下达，因此1987年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和限额以上技术改造项目已按原限额标准列入计划。从1988年起，按国务院国发〔1987〕23号文件规定的限额标准执行，即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项目按资金限额划
分的，总投资五千万元以下的项目不列入国家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计划和限额以上技术改造项目计划。
八、由部门和地方审批的总投资在限额以下、两千万元以上的基本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均包括非生产性项目），请于每年7月底以前报国家计委（技术改造项目同时报国家经委）备案（一式两份）。一年只报一次。
九、各包干部门、非包干部门和各地区都必须坚决执行国务院关于固定资产投资实行“三保三压”的方针，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新开工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必须报国务院批准。
十、大型联合企业在上报基本建设项目、技术改造项目，基本建设集团项目在上报设计任务书（可行性研究报告）或总体规划时，要列明全部限额以上单项工程的名称、建设或内容、投资额和投资来源。
十一、国务院国发〔1987〕23号文件讲的“国家重点支持的大中型骨干企业”，是指国家经委和财政部联合下达的经技〔1986〕280号文《关于下达1986年重点支持大中型骨干企业技术改造名单的通知》和经技〔1986〕808号文《关于下达1987年国家重点
支持技术改造的大中型骨干企业的名单的通知》中所列的大中型企业，以及今后继续批准的大中型企业。这些企业的基本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的单项工程的审批和年度计划投资的安排，可比照计划单列的大中型联合企业的规定办理。
国家重点支持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和企业集团的技术改造，由国家经委根据国家的中长期计划，组织行业归口部门和地方分类制订改造规划。具体按国家经委经技〔1987〕226号文办理。
十二、限额以上技术改造项目采取集中会审的办法以后，需用银行技术改造贷款的，必要时，由国家计委送有关银行总行会签。
十三、国家计委以计资〔1987〕418号、计贷〔1986〕2578号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以计工〔1987〕127号等文件委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评估项目的工作，仍按上述文件的规定执行。




1987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