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通常的理解，所谓法律适用就是指将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的案件以获得判决的全过程。概念法学认为，法官须按照三段论法进行逻辑推演，即使遇到法条意义不明的情形，也只能探究立法者明示或可推知的意思。换言之，将法官视为适用法律的机械，判决之获得犹如文件复印，法律以外的因素如政治、经济、伦理等的考虑，应一概予以排除。
然而，在民事法律适用的实践中，审判者却时常会面对这样的困惑与尴尬：无论是从法律条文的应用，还是从理论逻辑的推演，个案的处理似乎都是正确无误的，但其产生的社会效果却与法律的价值追求背道而驰，甚至被认为是非正义的，判决出台后，相继出现一系列不良社会反应。在资讯发达的当下，一些个案的判决往往会引起舆情的激烈反馈，虽然司法裁判不应受舆论左右与干扰，但判决所可能产生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却是无法回避的，若一味追求个案公正而罔顾社会效果，则往往由于司法判决对社会行为规范的指引作用，最终可能导致制度上的牺牲，甚至导致社会伦理的溃退。
面对争议甚至指责，审判者有必要审慎思考并回应这样的问题：基于与法律事实对号入座的法律规范，民事法律适用的具体结果如何符合社会正义？
形式法治思维与实质法治思维
法治思维是指：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法官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对所遇到或所要处理的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和形成结论、决定的思想认识活动与过程。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思维则是实践法治的重要前提。
如果说，法治可以分为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法治思维也可以区分为形式法治思维与实质法治思维，二者各有无法替代的价值，也都存在固有的缺陷。形式法治思维坚持法律的规范性与封闭性，认为通过复杂的法律方法与程序就可以实现法治，其缺陷在于机械性、滞后性，前述概念法学即是其典型代表。实质法治思维则主张法律的开放性与适应性，认为法律应该回应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需求，在赋予法律灵活性的同时也会带来专断与任意的风险。从实践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形式法治是实现法治的重要基础，但基于形式法治的先天缺陷，在推动法治进程的巨大价值背后，往往会产生“一把钥匙开不了所有的锁”的无奈。
基于法律的规范性要求，立法者通常将法律规范分为构成要件、适用范围和法律效果，使其指引审判者寻找裁决案件的标准和依据，评判裁判结果，以期最终保障裁判结果的公正和司法裁决的统一。而司法实践中，从这样的形式逻辑出发，人们往往将法律当成了不经过发现、解释、价值判断就可以简单套用的规范。问题在于，法律语言难免有模糊，法律规范难免相互冲突，法律规则难免存在漏洞，这些都需要审判者适时地运用价值判断等方法加以补充。申言之，高度抽象的法律规范必须通过具体的法律适用才能实现其定纷止争的价值机能，这就需要以实质法治的弹性与适应性来缓解形式法治导致的法律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需要审判者在具体的法律适用中，以实质法治思维弥补形式法治思维之不足，确保法律得以正确适用，知识实现法律的目的与功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而不应简单满足于将法律规范照搬于法律事实，这是法治思维的题中之意。
法治思维在民事法律适用中的路径
民法服务于社会的方法就是将复杂的人际关系转化为法律关系，进而将抽象的法律规范运用于具体案件，从而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及对不同价值目标的取向，基于同一形式法治思维的审判者也可能对一些疑难、复杂案件出现两种以上的裁判方案、意见，且各有其理由，这就需要审判者借助法解释学进行思考明辨，在法律规范的文义射程之内，辅之以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社会学解释等方法对文义进行阐发，发挥实质法治思维对形式法治思维的矫正机能。譬如，我国尚未制定统一的民法典，但各种民事法律规范实际已构建成一个层次分明、逻辑严谨的民事法律体系，审判者在民事法律适用时即应对民法体系熟练于心。只有基于对民法各编的内容及其体系关联有通彻全局的了解，审判者才能通过确认具有定型性的生活行为事实来寻找出妥帖的标准法则，公平公正地去确定其应该产生的法律效果。实践中，简单如合同纠纷，在引用合同法分则有名合同条款处理具体纠纷时，即需要考虑到其与合同法总则、债法分则、债法总则、民法总则等上位法的体系性关联，进而要考虑与基本法理乃至与社会基本价值、社会伦理、道德的协调性。
对于民事法律适用，王泽鉴先生曾将其归纳为历史方法和请求权方法：即就案件事实发生的过程，依序检讨其法律关系；并以请求权基础为出发点处理实例。具体而言，在分析案件时，利用历史方法按照时间顺序分析各民事主体的法律关系；再以请求权基础与抗辩的分析方法考察现行法上有哪些法律规范可以作为本案诉求的请求权基础，并分析对立方对每一个请求权基础可能主张的抗辩和抗辩权，从而确定一个最为有利的请求权基础。在民事法律适用过程中，先要将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对应，可称为“找法”。找法的结果存在着多种可能，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其一，找到了与其相适应的可适用的法律规范；其二，法律规范过于原则抽象，需要进一步解说；其三，没有可适用的法律规范；其四，可适用的法律规范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但其判决结果体现不同的法价值。除第一种情形外，其余情形下均需要在法的适用的过程中再借助法律解释方法这一工具对裁决结果进行评估。法律必须经由解释方能适用，这样的处理方法即体现了形式与实质互为补充的法治思维，这既是法的逻辑性、体系性的具体体现，也是基于法的社会性、实践性所决定。
法治思维在民事法律适用中的表现
在特定条件下，即使基于法的规范性规定，某种行为应当承担相应后果，但由于裁决可能产生的巨大负面效果，如违反社会公共秩序、经济安全等社会整体利益时，裁判结果也可能会突破法的规范形式，而采其社会性、体系性特征而行。这就意味着，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尤其对于一些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将可能面临对另一种符合形式法治思维的裁决结果的舍弃，而此种舍弃一定是基于保护更大社会利益的实质法治思维的考量。当然，为防止裁判专断与恣意，以实质法治思维对于法律规范进行解释与个案适用必须建立在严格论证与谦抑运用的基础上，而不能取代或放弃形式法治思维，二者应是特定条件下的互为补充，共同构成法治思维的整体。只有基于对法治思维邃密深刻的思考，法律适用才能有更高的境界与智慧。
事实上，民事审判实践中不乏这样的判例：如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本应对合同效力予以肯定的情况，法官会因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权利取得方式、处分方式违反了物权法定原则而认定部分无效；甚至在某种行为与法律规范的规定相吻合，法院应当做出某种法律后果之裁判，但是法官却做出完全相反的一种判决。在一份判决中，法院做出这样的表述：“如果本院做出 ……的判断，由于法院判决对社会行为的指导作用，则有可能向公众传达出错误的信息：司法机关 ……行为持支持态度，进而将引发一定的道德风险，或许将会有一部分人采取逆向选择，……此种结果的出现，显然不利于……市场的整体安全，不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因此，本院通过本案的审判，向公众传达出明确的信息……”。这样判决的合理性在于，审判者没有机械教条地固守形式法治思维，而是在价值追问的基础上，最终以实质法治思维为指引，进行法律适用，从而修正了形式法治思维在法律适用中的固有缺陷。
结语
离开了法的精神实质，以为仅仅通过建立健全民事法律制度，严格按照民事法律教义就可使得现代社会一切民事法律问题得以迎刃而解，进而实现法治化的想法，在本质上是教条主义一厢情愿的天真想法，这也是我们适用法律时合法不合理与合理不合法的困境经常出现的原因。事实上，民事法律问题的解决，如果缺乏社会基本价值与社会伦理的支撑，其合理性是存在问题的，其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更是值得怀疑的。时至今日，这种法律实践中情理法的激烈冲突，已经到了不得不引起我们警醒的程度。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大理州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就业管理暂行办法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第1号
《大理州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就业管理暂行办法》已经2005年12月28日州人民政府第39次常务会议通过，并经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登记（登记号为：云府登185号），现予公布，自2006年4月1日起施行。
二○○六年三月十日
大理州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就业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加快解决“三农”问题，全面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方针，提高农民工素质和能力，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加强我州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就业的服务和管理，根据《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国办发〔2003〕79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农村劳务输出的意见》（云政发〔2004〕76号），结合我州实际，特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就业是指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在各级政府引导推动下，农村劳动力向非农和城镇转移就业，通过订单定点定向培训等形式，有计划的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来增加农民收入。
第三条 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就业要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坚持政府扶持推动、坚持农民受益的目标不动摇，不断强化培训、转移、组织三大体系建设，促进转移就业与鼓励返乡创业并举，努力培育我州劳务输出品牌和劳务输出特色村镇。
第四条 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就业的主要对象是具有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遵纪守法，达到法定就业年龄，具有劳动能力和求职愿望的农村劳动力。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五条 由大理州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劳务输出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全州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转移就业工作。分管副州长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州长助理担任常务副组长。
第六条 调整充实大理州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劳务输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州劳转办，加挂州“阳光工程”办公室牌子），州劳转办为常设机构，设主任1名，副主任2至3名，配备专职工作人员，负责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就业的日常管理工作，综合协调全州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转移就业工作。
第七条 州劳转办设在州农业局，每年由州财政安排专项工作经费。各县市成立相应工作机构，负责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转移就业工作的管理。
第八条 各相关部门要从各自工作实际出发，群策群力，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形成合力，积极推进全州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就业工作（各相关部门职责见附件）。有条件的县市要在劳务输出人员集中的城市设置办事机构，为输出人员做好跟踪服务管理。
第三章 资金的投入、使用和监管
第九条 逐步形成政府引导、多元投资的投入机制，通过争取中央、省的农业、扶贫资金，州、县配套投入，农民工和培训机构自筹等途径，多方筹措资金。
第十条 中央、省、州的培训、转移就业专项资金由劳转办统筹安排，在下达的任务数内,按照统一的补助标准，统一组织验收后，出具审核通知，财政部门凭劳转办的通知拨付补助资金。
第十一条 资金的使用遵循“政府买单制，企业订单制”原则，即资金兑现到培训个人，考核合格并经用人单位认可方进行补助。
第十二条 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就业专项资金由财政部门负责管理，县市财政实行专账管理，做到资金到项目、管理到项目、核算到项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挤占、挪用、截留各级财政扶持资金。
第十三条 资金的具体管理办法按财政部、农业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财政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试行）》、《云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和《大理州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实施和管理。
第四章 培训、转移机构认定与管理
第十四条 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就业按照“政府支持、齐抓共管，统筹规划、分步实施，整合资源、创新机制，按需培训、注重实效”的方针，优化整合城乡教育培训资源，形成覆盖全州的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就业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全州拟认定30个培训、转移机构，其中省级认定7个，州级认定23个。
第十五条 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机构的认定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一）以农村劳动力主要输出地为重点；
（二）做到资质合格、数量足、分布合理；
（三）面向社会，公平竞争；
（四）贴近农村，方便农民；
（五）培训、转移机构自愿申报。
第十六条 申报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机构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职业教育或技能培训资质；
（二）具备承担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相应岗位必备的培训场所、教学设施、实习基地和师资力量等基本条件；
（三）熟悉农民教育特点，具有较好的农民培训基础和业绩；
（四）培训场所和实习基地贴近农村，能够在输出地方便农民接受培训；
（五）有比较完善的劳动力转移监测和管理措施；
（六）承担培训、转移的机构按照“四自主”原则开展工作，即自主招生、自主培训、自主管理、自主转移就业。
第十七条 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机构的认定，由州劳转办负责，并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州劳转办面向社会发布公告，公告内容包括认定的时间、条件、程序、报送材料和受理机构等；
（二）自愿申报认定的教育培训单位，按照公告要求向认定机构提出申请，并报送相关材料；
（三）州劳转办接受教育培训单位申请后，组织有关部门的代表和相关专家进行评审，评审结果向社会公布，同时报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劳务输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四）通过认定的培训、转移机构，由州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劳务输出工作领导小组授牌。
第十八条 加强对认定的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机构的管理，对2年以上不开展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就业或违反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就业有关政策规定和政府资金使用规定的单位，由认定机构取消其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机构资格。培训、转移机构应突出技能培训，提高就业能力，做到培训一个，合格一个，转移一个。实行动态管理，优胜劣汰，竞争择优。对就业率达不到80%的，取消其培训、转移机构资格。
第十九条 承担培训、转移就业的单位必须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台帐和转移就业台帐。
第二十条 培训、转移机构以劳动力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为目标，通过“订单式”培训和“基地化”运作，力争就业率不低于80%，用人单位与农民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不低于3个月。坚持培训和技能鉴定相结合，积极鼓励农民工取得职业资格证，增强其转移就业的稳定性和增加收入的可靠性。
第五章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服务
第二十一条 转移就业方式：一是就地从农业生产领域逐步向加工、营销、运输、包装等二、三产业转移；二是跨地区转移就业；三是由农业产业化经营、城镇化和龙头企业吸纳富余劳动力。积极鼓励我州农村劳动力跨地区转移和国外就业。
第二十二条 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信息服务。要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服务体系，及时掌握劳动力输入地就业信息，做好输出地与输入地的供需对接，免费向农民提供就业信息、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服务。要定期发布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就业情况和企事业单位的用工信息，减少农民外出的盲目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组织者，在转移工作中要做到“五不送”，即：“不是正规企业的不送，效益不好的企业不送，工资不能按时发放的不送，劳保福利不健全的不送，社会治安不好的城市不送”。
第二十三条 维护进城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取消对跨地区就业人员的歧视性规定、不合理限制和乱收费；用工单位必须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明确工资支付标准、支付项目等内容；简化外出和外来人员的审批手续；加强劳动保障执法监察，维护好进城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保障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时处理劳动争议案件。在劳务输出人员集中的城市以“同乡会”或“商会”的形式建立农民工自我管理组织，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四条 建立州、县、乡、村四级联结的劳务信息网络，逐步实现与全省、全国劳务需求信息系统对接；及时掌握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分布、年龄结构、技能状况、求职意向等情况，搞好上下联动，推动输出地和输入地的劳务需求对接，不断扩大劳务输出规模。提高劳务输出的组织化程度和质量，培育一批信誉高的劳务中介机构，发展农村劳务经纪人，逐步走向市场化运作。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五条 加强培训、转移就业的监督检查，保证转移培训质量和转移就业效果，建立行政领导人责任制度，明确职责，每年由州劳转办下达给各县市培训、转移就业任务，县市与乡镇、乡镇与村签订任务合同，做到一级向一级负责，逐级落实责任。
第二十六条 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就业工作实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加强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对培训、转移就业因监督不力酿成重大问题的，逐级追究主管领导及具体责任人的责任。
第二十七条 培训、转移就业实行季度报告工作制度，各县市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就业主管部门汇总本县市情况报州劳转办和有关主管部门，州级主管部门分别汇总本地情况报省级主管部门。
“阳光工程”示范项目县市实行统计月报制度, 项目县市主管部门按省劳动力转移及劳务输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求按时上报统计月报(项目县市同时报省、州劳转办)。
第七章 考核激励机制
第二十八条 强化考核，落实责任，把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就业列入各级政府年度工作目标考核，实行目标管理，层层分解任务。各有关部门要通力合作，立足自身职责，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做好政策引导、督促检查和各项服务工作。
第二十九条 培训、转移就业工作检查验收按照“保证培训质量、注重输出效益、完成输出任务、农民直接受益”的原则进行。
第三十条 培训、转移就业工作检查验收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和不合格。90分以上为优秀，80—89分为合格，79分以下为不合格，对考核为优秀的进行表彰。具体检查验收标准和表彰办法由州劳转办拟定，州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劳务输出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下发。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暂行办法自2006年4月1日起施行，其它规定中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三十二条 本暂行办法由大理州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