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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前的减刑假释诉讼审理程序是一种狱政机关行政审批和人民法院书面审理相结合的程序，其存在的最大问题，一是由于透明度不高，程序基本上是在高墙之内流转，在监管干警和法官的办公室内运行，社会各界并不了解程序运行的基本情况。二是当事人参与度不高，虽然在提请阶段，刑罚执行机关将有关信息向在押犯公示并赋予其一定的异议权，但是从总体上看，罪犯没有直接参与到程序当中。三是缺乏外部监督，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诉讼程序的监督呈现出功能性缺失，监督滞后且效力不足，其他机关和组织由于缺乏知情权更是无法监督。这些问题导致社会各界对减刑假释诉讼程序的公正性产生了极大的质疑，容易出现法院与刑罚执行机关串通，导致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的发生，产生腐败，特别是职务犯罪罪犯减刑率、假释率、暂予监外执行率高的现象，一直备受社会诟病。

第一，明确改革的根本目的或主要目标。近年来，社会各界对减刑假释审理程序改革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当前不仅学术界对相关程序构建的认识不一致，而且由于刑事立法的相关规定不尽一致且并不够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各地做法也大相径庭，有些探索缺乏明确的法律支持。为了统一减刑假释案件的审判程序，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并于2012年7月1日起实施，该司法解释从总体上描绘了减刑假释审判程序的基本框架，包括庭前准备程序、书面审理和开庭审理相结合的审理程序、公示程序、送达程序以及上下监督程序的最新司法解释，但对于审判程序的核心问题——如何“开庭”审理，并未作出详细规定。社会关注度与减刑假释审判程序建构问题之间的矛盾仍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笔者认为，减刑假释的决定权属于司法权的范畴，减刑假释诉讼程序属于司法程序，审判程序是减刑假释程序的核心。因此，必须围绕审判程序这一核心来设计整个减刑假释程序流程，必须为了保障审判权的正确行使、确保司法公正来重构程序。当然，并不是说刑罚执行机关的提请权、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以及当事人的参与权、救济权不重要，这些权力或权利的行使，都必须围绕审判权而展开，服务于审判权的行使。

第二，明确减刑假释审判程序的实体内容。程序是为实体服务的，再好的程序，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实体问题，就会变成华而不实的“摆设”。减刑假释审判的实体内容包括事实性判断和法律性判断两个方面，所谓事实性判断，就是在审查罪犯悔改表现、立功表现真实性的基础上，对其人身危险性的现状及走向作出判断。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由其行使对减刑假释整个程序的监督权，也是确保减刑假释程序公正的重要保障。

第三，确立减刑假释审判的诉讼模式。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能靠拿来主义，更不能简单地通过理论思辨来随意构建程序。正确的方法是，首先要抱着一种客观的、实证的态度来分析现有的减刑假释裁决的运作程序，而不是对原有的减刑假释程序的彻底否定；然后总结实践中有益的经验，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的措施。研究的起点首先要构建程序，减刑假释程序的问题就是：因为程序不公开、监督缺位，导致一些罪犯刑罚的非正常变更。刑罚非正常变更问题涉及以下四个主要方面。

（一）裁决权归属问题。有人主张裁决权划归刑罚执行机关行使，这样能更好体现管人与管事相结合、效果与效率相一致的事权原则。首先，这种观点不符合分权制衡原则，容易滋生腐败。其次，作为刑事裁判重要组成部分的刑罚是审判机关作出的，减刑假释裁决本质上是对罪犯原判刑罚的变更，行政机关无权作出。当罪犯的人身危险性、主观恶性发生变化后，只有作出刑罚的法院才有权予以变更，如果由其他机关变更，则缺乏最基本的公正。因此，裁决权仍应归属于法院。

（二）裁决程序模式问题。面对一提到原有的减刑假释程序存在的问题的不公开性，立即有人开出一剂“药方”，即“以程序正义为原则确立对抗式庭审模式”，主张我国应借鉴英美国家的经验,把减刑假释审判裁决程序也改造为一种刑罚执行机关、服刑罪犯被判刑人与检察机关、被害人进行对审辩论、法官居中裁决的对抗模式，言词审理程序或者是由代表检察机关提出刑罚变更意见的检察员与被害人的委托律师进行对抗，法官居中裁判。

（三）提请权问题。如果没有出现该提请的不提请或者不该提请的提请了，现在就不是问题，也无须讨论，保持刑罚机关提请的现状即可。既然改革减刑假释程序的动因在于强化程序公开和监督，那么有两个核心问题需要考虑。一是哪些机关或当事人参与程序，二是监督权如何配置。有人以程序公正和当事人平等为由主张被害人对减刑假释享有程序参与权。

（四）开庭审理减刑假释案件的范围。有人针对当下“书面审理、集中办理、形式审查、文书格式化”方式存在的弊端，提出应当对之彻底加以改革，是目前减刑假释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其实，这只是对目前程序的一种高度概括，并不是存在的真正问题。那些对全部减刑假释案件都实行开庭审理的主张有矫枉过正的嫌疑，完全脱离了中国国情和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状况，不但没有必要，而且将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解决现有减刑假释程序存在的问题，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准确把握我国犯罪数量增加、在押罪犯数量增加的趋势，根据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刑罚执行机关司法资源的现状，决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减刑假释制度，更不能简单地通过理论思辨来设计程序。要抱着一种客观、实证的态度来分析现有减刑假释程序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的方案，而不是对原有程序的彻底否定。实践中还可以将案件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检察机关对执行机关的意见有异议的，另一类是检察机关对执行机关的意见没有异议的。


（作者单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法律本源论
----浅析劳动法律基本原则

杨青贵


关于法律本源问题，我在《法律本源论》中已作出了初步的大体预测和论述。我依然坚持认为法律的本源问题在于“利益”。法律的职能，亦既特定的立法本体，以一定价值`观念为基础取向，在保护相对稳定与和谐的利益体系前提下，在一定限度内给主体划定一定作为或不作为的追求利益的领域。法律旨在建立`维护与不断完善相对和谐`稳定”法律利益关系体系”。
当今法学界，将法划定为三大类，即公法`私法`社会法。民法作为以调整“利益”为基础的劳动关系和与劳动关系密切联系的其他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属于社会法调整的范畴。作为法本源的利益也贯穿其间，劳动法的主体基于利益关系而联系；其调整对象正是主体双方之间某些程度或方面之利益与不利益关系状态；调整方法也是维护立法本源价值，“法律利益关系体系”。至于劳动法基本原则问题，法学理论界存在宪法移植说、高度抽象说、主辅关系说等莫衷一是的学说观点。在此，我想以“利益”角度出发提出一些希望具有建设性的原则。
一．“利益”兼顾原则。劳动法宗旨在于维护劳动者利益，这不仅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之社会主义国体的体现和要求，更是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顺应法治潮流的要求。在劳动法律关系中，存在一个思想的“利益”法律体系，和谐、稳定是其特征，劳动者作为该体系之一方成员，其活动和行动基础是“利益”，劳动法正好司基于理想膜态中对劳动者利益保护问题而设定为法律宗旨，并实践。就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实行劳动行为自主与标准制约同按劳分配（生产要素）相结合来讲，不仅是机遇国体和劳动付出的不可回复性和返还性原因，更是基本发源的要求，维护法律关系当事人“利益”的安全性！
此外，劳动法在突出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兼顾用人单位的利益，用工方也是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方，理应受法律的保护，其利益获得具有一定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法律允许用工方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实施一定的积极作为或不作为行为，从而实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如经营活动中制定合适的规章制度，搞好经营，尽可能充分发挥各种积极因素，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行为，正是兼顾劳动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利益的体现。法律允许其自由行使权利（限度内），以利益为这一切作为或不作为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二．向“劳动者利益”倾斜保护原则。在劳动法律关系中，虽然当事人双方利益仅为相对稳定和谐状态，如果放任双方自由“逐利”，而处于相对弱势的劳动者来讲，其利益之获得难以得到安全保护，所以，为了维护已成“法律利益和谐体系”免受破坏，必须倾斜保护“劳动者利益”。劳动法中，正式予以体现了。例如：
1.建立工资制度，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和津贴制度，在特殊情况下的工资支付问题，并对劳动者基本安全利益进行维护，以实现相对弱者的利益。
2.规定了劳动者其他方面的权利，还规定了用工方义务，以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实现。建立了一系列制度，如：劳动者安全制度，女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保护，职业培训制度以及对争议进行处理，劳动监督制度等，
总之，我国劳动者“利益”的保障不仅限于宪法保护，并以基本法，法律及法规规章中都能发现。这正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正确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体现。更体现了国家法律对“相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与实践保护，最终实现“法律利益和谐体系”的维护和科学完善。
三．实现主体利益而受义务归制原则。正如作为市民社会表现的民法之安全价值，其基本要求之一，为私域安全，即“一个人的自由应该以另一个人的自由为限”（《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方法》 博登海默 邓正来译）。坚决反对一方利益的实现及其最大化以另一方利益的牺牲为基础的“不当行为”。法律在创造和谐而稳定的相对“法律利益和谐体系”的时候，必然考虑到人的逐利本性和私性，在法的体系中为关系主体双方（或几方）设定追求各自“利益”行为或不作为的可能性，但是，仅有权利则会产生破坏行为，甚至可能破坏“法律利益和谐体系”，对他人、社会、国家造成无比巨大的危害性和破坏力。所以，必须对“逐利”行为进行一定标准的归制，便有了义务之存在必要性，这正是基于维护和完善以一定价值取向为基础的“法律利益和谐体系”的要求和必然性而存在。
劳动法中，不仅考虑到双方利益的实现问题，赋予了主体相应的行为或不行为的法定权利，并在一定限度内给予自由，如：自由协商等问题，更为了他人、社会、国家利益和价值的实现而归制了许多必要义务。力求兼顾双方利益，维护以国家为代表的国家社会利益，不允许“过分”行为的存在与破坏。其实，作为以社会和谐为正常状态的表象的国家社会“法律利益和谐体系”也是劳动法规制的更本，主体的行为自由以法定为限，只能在划定之行为空间作为或不作为，这也是限制较严的！例如劳动安全卫生保障制度正是在维护佣工方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对劳动者利益方面进行的保护，属于法定和一定限度内的归制。
四．劳动法律关系领域和谐、稳定、安全原则。这属于劳动法原则的根本性要求。法律在法权模型中为人们创立了较使用的，可行性强的社会法律和谐状态模型。既有权利与义务的赋予与最制，又有纠纷解决及责任承担问题的规定。其以法定权利与义务为基础，以责任承担等为保障手段，利用公权利对法权模型状态进行维护，正式在这种背景和社会发展，人的主观认识提高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相对和谐，稳定的“法律利益和谐体系”正在不不断形成维护和发展完善。
综上所述，我们从“利益”本原角度可以对劳动发了做以上四个基本原则的归纳。这正是从发了本原的角度对劳动法问题的论述与解决，从而，简单地概括和分析了劳动法基本原则，这种从本源上论述法律问题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实在性，存在问题也是不可忽律的，值得商榷！
西南政法大学经贸法学院04级7班
杨青贵
2005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