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回家探亲的假期和工资待遇的暂行规定
国务院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回家探亲的假期和工资待遇的暂行规定的决议
（1957年11月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十五次会议通过）
1957年11月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十五次会议决议：原则批准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回家探亲的假期和工资待遇的暂行规定。
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回家探亲的假期和工资待遇的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了适当地解决远离家乡同家属分居两地的工人、职员回家探亲的问题，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在国营、公私合营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中连续工作满一年的工人、职员，凡是同父亲、母亲、配偶都不住在一起而又不能够利用公共休假日回家团聚的，原则上每年给假一次，以便回家探亲。假期根据路程的远近，规定为两个星期至三个星期（包括公共休假日在内，下同）。如果因为工作需要，行政方面对于某些工人、职员当年不能够给予假期，应该取得工会基层组织的同意，在下一个年度合并给假四个星期至五个星期。某些工人、职员的工作地点离家太远，旅途往返所需用的时间在十日以上的，可以每两年给假一次，假期为五个星期至六个星期。除了上述假期以外，不另给路程假。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的回家探亲，只是指工人、职员回家探望父亲、母亲和配偶。凡是在本人工作地点已经有父亲或者母亲或者配偶住在一起的工人、职员，或者离家较近能够利用公共休假日与父亲、母亲、配偶团聚的工人、职员，或者每年享有其他领取工资的连续两个星期以上的假期的工人、职员，都不再给回家探亲假期。
夫妇双方分别在两地工作而又不能够利用公共休假日团聚的，即使双方在工作地点都已经有父亲、母亲同住，也允许一方享受本规定的待遇。
第四条 工人、职员回家探亲的假期，按照本人的计时工资标准发给工资。
第五条 工人、职员回家探亲所需用的往返车船费，超过本人的月计时工资标准的二分之一（两年回家一次的超过三分之一）的时候，由行政方面补助超过部分的二分之一。计算车船费以火车硬席（不包括卧铺）、轮船通舱、长途汽车和民间交通工具往返一次的费用为标准。应该补助的车船费，由工人、职员所在单位的行政管理费内开支。
第六条 各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的行政方面应该会同工会基层组织，合理地安排工人、职员回家探亲的假期，务求不妨碍生产和工作的正常进行，并且不得因此而增加人员编制。
第七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颁发实施细则，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统一执行；铁道、航运系统的实施细则各由其中央主管部门制定颁发，在本部门主管范围内执行，都报送劳动部备案。
第八条 本规定同样适用于供销合作社，但是不适用于学校、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和未定息的公私合营企业。
第九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关于“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回家探亲的假期和工资待遇的暂行规定（草案）”的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部长 马文瑞
在全国2400多万职工中，据估算约有6百多万人同家属分住在两地。由于目前还没有实行职工的年休假制度，因而不少职工感到缺少同家人团聚的机会。有的职工就要求行政方面解决家属宿舍问题；许多职工都在春节回家，影响春节假期前后的出勤率降低和交通的拥挤；不少职工家属不断进城探望丈夫子女，也增加了城市供应和各单位行政管理的困难。有的部门为了适当地解决这个问题，已经规定了一些回家探亲的办法，例如建筑、地质、石油、电力等部为基建勘探人员规定了每年十五日或者一个月的假期；北京市商业企业把每周休假一日改为每两周休假一日，留下26个公共休假日集中用于回家探亲。但是，各部门分别规定的假期有长有短，车船费的补助也有高有低，加之多数部门的职工还没有这种待遇，所以显得各部门之间待遇不一致。
为了适当地满足同家属分住在两地的职工回家探亲的要求，鼓励职工尽量不带或少带家属，鼓励已经进城的职工家属回乡生产，减轻城市住房、交通、消费品供应等方面的负担，和有计划地安排职工回家探亲的时间，保证企业在春节等假期前后出勤率正常，以及避免各部门之间待遇不一致，现在有必要先制定一个全国统一实行的职工回家探亲给假的办法，以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然后在将来进一步过渡到建立更完善的年休假制度。
这个规定，是根据既要适当解决问题，又要符合精简节约（不增加人，不多花钱）的原则制定的。因此，对于那些人需要给假，那些人不需要给假，是应该首先考虑的一个问题。这个规定中对于可以享受回家探亲假期待遇的职工的范围，限制是比较严的。第三条规定，回家探亲只限于探望父亲、母亲和配偶；还规定，除了离家较近、能够利用公共休假日（指每周休息一天的休假日）同父母、配偶团聚的职工和每年享有其他领取工资的连续两个星期以上的假期的职工，都不再享受本规定的待遇而外，对于其他职工，凡是在本人工作地点已经有父亲、母亲或者配偶一个同住的，也都不能享受本规定的待遇。这是因为这个规定所要照顾的，首先是使分住两地的夫妇能够有机会团聚。按照一般情况，有配偶的职工如果携带家属，通常是先携带配偶，很少只有父母同住而却没有携带配偶的。因此，对于已经带有家属的职工，可以规定不给回家探亲假期。有人觉得，如果职工在工作地点已经有配偶同住，但是父母仍在外地，不给他们假期前往探望，似乎有些不近人情。诚然，父母是应该探望的。这个规定中对于单身在工作地点的职工，已经给予了这种假期。但是如果要对于已经携带有配偶同住而父母在外地的职工也一律给假，因为这种情况很多，就势必要大大增多需要给假的人数，会加大国家开支，甚至有的部门要增加人员编制，这是国家当前的经济条件所难以办到的。并且，对于带家眷的职工也给假的话，这同没有带家眷的职工比较起来，待遇也会是显得不公平的。我们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就只能首先解决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等到日后实行了正式的年休假制度，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更好的解决。这是完全可以向职工以及他们的父母讲清楚的。
假期的长短，关系到是否需要增加人员编制。规定的假期是每人每年两个星期至三个星期；因为工作需要当年不能给假的以及离家太远（往返十天以上）的，都可以两年给假一次，前者是四个星期至五个星期，后者是五个星期至六个星期。如果平均以每人每年给假两个半星期计算，6百万职工统统给假的话，约等于34万人放假一年。假定目前各部门的定员编制都正好恰当，那么，实行这个规定的时候，全国就需要增加职工34万人。但是，现在的实际情况各部门都有大量人员多余，全国多余的人员远不止三十多万。因此，实行这个规定时，除了有些部门根本不需要增加人员以外，有些部门也只需经过内部适当调剂，就完全可以做到不增加总的人员编制。对于这个问题，第六条中也有规定。
第四条规定，职工回家探亲假期一律按照本人计时工资标准发给工资，这是必要的。从国家开支方面说，假期照发工资与过去有些部门职工回家按照事假处理不发工资比较，是多花了钱。但是，由于人员编制不增加，因而工资总额是不会增加的。第五条规定，回家往返的车船费如果超过本人月工资标准的1/2，就由行政方面补助超过部分的1/2。这一项，是需要国家多开支一些钱的。但是算一下大账，这样还是比家属进城来住节约得多。有的同志主张车船费应该由职工自理。我们认为为了照顾路远的和收入低的职工，补助一部分还是需要的。也有同志认为车船费补助标准低了，主张再提高一些。我们认为按规定的标准补助，已经可以解决问题了，并且从国家财政力量和节约考虑，再多补助也是不适当的。
劳动权性质论
周鹏龙
摘要
作为人权之劳动权，在阶级斗争以及劳资纷争的历史长河里逐渐法定化，具体化，标志着人权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在我国大力构建公正、和谐的社会背景下，劳动权保护和保障必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对劳动权的研究不仅是全面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逻辑起点，也是劳动法制建设的中心任务。因此对劳动权的界定不仅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劳动权利保障的终极目的。
关键词
与劳动权相关之劳动；劳动者；劳动力；基本含义；基本性质
序言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依靠劳动谋生是人类的一项永恒的要求和必备的手段，但劳动并非自古是以权利而存在的。从“赤裸裸”绝对服从和低贱劳动到给予人文关怀和宪法肯定予以保护的“新装”之劳动权，从一种人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生存行为发展至人类宪法性基本权利，证明了无产者对有产者的胜利。作为人类文明发展，人权进步之标志的劳动权，是劳资双方利益趋向平衡，和谐的历史斗争的产物，是人权事业推进的伟大硕果。
一：劳动
对于“劳动”这个即熟悉而又似乎陌生的词语，其使用范围相当广泛。无论在经济学，社会学，还是管理学等领域都具有不同的含义。本文立足于法学领域，尤其身处劳动法领域，探讨作为劳动法调整对象之劳动。马克思在分析劳动过程时曾对劳动含义做过精辟的揭示，即：“劳动是劳动力的使用（消费），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地的活动”，“是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化的过程。”【1】据此即可认为，劳动是指劳动者基于生存和发展之需要，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过程中，通过使用劳动力作用于劳动客体或者劳动对象进而产生的有助于生存和发展之需要的脑力和体力的总支出之总和。笔者认为劳动应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劳动首先属于一种静态的资格状态，即劳动本身隐含劳动适宜条件或者资格：第二：劳动表现为以人的自然力为基础的动态创造过程。因此劳动属于静态资格和动态创造过程有机结合的脑力体力的总支出的客观外在实然状态。
劳动类型复杂多样，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多样性。其包括自我劳动、雇佣劳动和公益劳动。自我劳动即通过运用劳动力供养自己的劳动，也即自养。雇佣劳动即通过运用劳动力向他人提供劳动，这里包括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我国劳动法中的劳动属于有偿劳动。公益劳动即为公共利益有偿和无偿的提供劳动的形式。
劳动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基本谋生手段或者方式，从奴隶社会开始至近代资本主义制度开始的历史时间段里，劳动被一味的视为低贱且处于绝对服从的地位。随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力量的历史较量，使得劳动逐渐成为人权的重要基本内容，日益被国际普遍关注且纷纷宪法化，使得由原本低贱，绝对服从的劳动与劳动权逐渐有机结合，进而改变了“劳动的悲惨命运”。我国宪法第42条明确将劳动既规定为公民的一项权利，又规定为公民的一项义务，对于劳动属于一项权利还是一项义务或者既是权利又是义务，各学者观点不一。各学者观点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2】：第一：劳动既是公民的法律权利，又是公民的法律义务。第二种：劳动是公民的法律权利或者道德权利，劳动义务在特定之时为法律义务或者道德义务。第三：劳动是公民的一种绝对的法律义务。笔者认为劳动既然能够和权利有
【1】：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01—210页。
【2】：李炳安《劳动权的立宪思考》，载《河北法学》2002年第6期。
机结合上升为人权之劳动权，那么其性质无可非议的依然属于一种权利。作为权利主体的公民既可以作一定行为，也可以不作出一定的行为，甚至可以放弃权利本身。一个完整的权利应当全面具备这三种选择的可能性，只有这样的权利才属于充分和完全的。然而根据我国宪法对劳动地位或者性质的规定显然不符合权利本身的要求。我们经常强调权利义务的统一，但是统一必须以同一法律关系为前提，因此在同一法律关系中既赋予劳动权利又课以劳动义务不仅不能自圆其说而且造成逻辑上的错误。因此笔者认为劳动应属于一项权利，但若要强调义务，只能说是基于国家特定历史环境的限制，或者人类发展必然客观要求应有的“不言而喻”的生存和发展义务，更倾向于道德义务或者基于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为之的义务，而非法律义务。由于劳动是与劳动者人身紧密结合的，因此具有强烈的人身性，作为法律义务在当劳动者不作为时或者不履行时，不能强制要求其履行义务，这不仅有违于人权保护理念而且有强迫劳动之嫌。笔者明知作为最高宪法对劳动的规定，但仍背其道而行，有否定宪法不为法之嫌，因为劳动属于一项义务，是由宪法规定的法定义务，否认法定义务意味着挑战宪法不为法，。笔者之所以认为劳动属于一项权利除了权利本身的要求之外更重要的是站在应然的角度来阐述的，这是人类共产主义社会的应然的内容。
二：劳动者
当谈及到劳动时不得不涉及到劳动者，即与劳动不可分割的人身载体——劳动者的问题。作为劳动立法核心保障的劳动者，对其解释由于身处领域不同而具有差异性。（1）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者因其基于人力资本研究雇佣关系为基础，因此在经济学领域的劳动者通常被称为雇员。其特征表现在：劳动者是劳动的所有者，劳动力被雇佣以及劳动报酬是劳动者的主要收入。（2）在社会学领域劳动者被称为人类社会的创造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泛指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活动过程中，具有劳动能力，遵守劳动规则，占据劳动岗位，参与劳动关系的人。（3）在劳动法领域中劳动者是指具有劳动权利和义务的公民。
劳动者作为一个法学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广义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但并不一定参与劳动关系）的公民。其狭义仅指职工。职工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广义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并且已经依法参与劳动关系（但并不一定建立劳动法律关系）的公民，也即一般法律意义上上的职工。其狭义仅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并且已依法参与劳动法律关系的公民，也即劳动法意义上的职工。从劳动者的广狭义界定，我们可以清楚的认识到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与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因劳动者保护的法律基础不同因而出现不同性质的保护状态，因此这就把一般法律意义上的与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因参与同质工作而排除在特殊劳动法保护的“灰色地带”或者边缘。这显然是违背社会公平原则，有社会歧视之嫌。而且我国正处于发展阶段，由于复杂的社会社会环境以及劳动者自身的劣势在社会变革发展的过程中出现“断层现象”比比皆是，事实上除了劳动法保护的劳动者之外还有一大部分劳动者仍然处于劳动法的边缘。因此笔者认为劳动法应该扩大保护范围和对象。因劳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手段，给予不同身份劳动者平等保护，不仅是人权发展的要求，而且是法律价值的应有之义。劳动法所倡导和发扬的保护社会弱势劳动者的法律精神和人权保护理念应该无条件的给予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彰显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实质平等进而保障社会和谐有序发展。
三：劳动力
联结劳动和劳动者的中介重要因素则为劳动力，马克思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者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活动，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们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使用体力和脑力的总和。”【3】据此，劳动力可界定为人所具有的并在生产使用价值时运用的脑力和体力的总和。劳动力天然的以劳动者人身作为载体，天生与人身不可分离，其产生和形成具有阶段性或者时间性，储存具有短期性，再生产具有不可间断性，投入使用具有不可分割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22年版，第190页。
性，支出具有可重复性以及不可回收性等特点。
劳动力由于其与人身具有不可分割性，因此劳动力具有潜在形态（隐形或者内在形态）和外在形态之分。前者即隐含于人体内部，尚处于静态形式和无形状态的劳动力，也即内在尚待使用的劳动力。其创造使用价值的可能性尚未转化为现实性；后者则指表现于人体外部处于动态形式和行为联系的外在状态的劳动力，被使用的劳动力才可以外在形态存在并且已具有创造使用价值的现实性。潜在形态的劳动力是外在形态劳动力的基础，外在形态的劳动力是潜在劳动力的外化或者客观转化。因劳动力可作为买卖或者交易的客体，因此劳动力可作为无形商品或特殊商品，其使用价值体现在使用而创造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日益激烈竞争的人才市场归根结底就是劳动力的买卖或者交易市场，因劳动力具有可交易性的商品属性因可自由流通，那么用人单位雇用劳动者是雇佣劳动者本人还是雇用劳动力，究其实质用人单位使用的是与劳动者不可分割的劳动力，因此即可称为雇用劳动者也可称为雇用劳动力。
笔者本文开始直截了当的从劳动谈及到劳动者以及劳动力，基本目地在于澄清与劳动权相关的几个基本问题，同时也为劳动权的论述做一个前奏准备。
四：劳动权产生的历史背景
劳动，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有的。但劳动在很长时间内并不是以权利而存在。劳动权的产生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劳动与权利的结合则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切法权现象只有理解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社会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把握其底蕴。”[4]
在原始社会，权利义务处于一种没有区别的状态，氏族部落自然地形成了原始共产制度。作为氏族成员的个人，在危险的生存环境中，无法脱离群体生活，离开群体就意味着死亡。他们认为，每个人应该而且必须参加集体的劳动、参加集体的分配和消费。同样的，只要不违反习惯和禁忌，氏族群体也不会抛弃任一成员，减少成员就意味着集体力量的削弱和生存能力的降低，这样就形成个人与团体之间的双重依赖。氏族成员的劳动是一种内在意识的行为，隐含着朴素的习惯、道德、观念形态的劳动权利义务萌芽与意蕴。“由于缺乏适宜的生长环境，缺乏促进权利发育的阳光、水与土壤，这个萌芽不会发展为现代意义的劳动权。【5】
奴隶社会中，奴隶完全没有法律人格，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是权利的客体，不能享有任何权利。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劳动是奴隶无条件履行的绝对义务，劳动的意义不是为了自身的生存，而是为奴隶主生产尽可能多的劳动成果，从而社会不具备生成劳动权的任何条件，甚或连道德意义和习惯意义上的劳动权利都没有。
封建社会中，虽然少数自耕农拥有自己的土地，但大多数农民没有或只有少部分的土地，为了生存只能在封建领主的庄园里劳动或租种地主的土地，他们与地主之间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只有有限制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人格。并且由于封建社会实行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劳动权没有产生的社会根据和理由，整个社会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形成劳动力的大规模买卖和转让。虽然这时也出现劳动力出让的现象，但这种劳动力出让并不是现代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而是一种典型的人身依附关系。这意味着，这一时期不存在“劳动权”的问题。
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新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封建贵族为了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公开使用国家暴力颁布了一系列血腥恐怖的“劳工法规”，赋予资产阶级以特权，用鞭打、烙印、酷刑等手段强迫公民劳动，繁重的劳动折磨着每一个劳动者，劳工权利毫无保障。
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进入自由竞争阶段。由于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居于支配地
[4]公丕祥：《权利现象的逻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8页。
【5】薛长礼：《劳动权论》，吉林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第1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