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加强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工作领导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加强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工作领导的意见》的通知
高检发〔2007〕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现将《关于加强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工作领导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07年8月14日
附：关于加强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工作领导的意见
我国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重要特征，是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体制保障。近几年来，各级人民检察院在坚持宪法确定的检察机关领导体制方面总体上做得是好的，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存在对上级人民检察院的要求和部署贯彻执行不力、敷衍应付甚至自行其是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检察工作的开展。当前，检察事业的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各级人民检察院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同时要严格遵循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加强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体制优势，不断增强法律监督的整体合力。这对于更好地贯彻科学发展观，深入实践“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主题，推动检察工作健康深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认真贯彻执行上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和部署
1．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级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工作的各项部署和要求，下级人民检察院要紧密结合本地区实际认真贯彻，切实落实到各项工作中。上级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决定，下级人民检察院必须执行，不得擅自改变、故意拖延或者拒不执行。在执行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及时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报告。坚决杜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不良风气。
2．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下级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决定确有错误的，应当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纠正或者依法直接予以撤销或变更；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已办结的案件有错误，或者正在进行的执法活动违反法律、司法解释以及上级人民检察院有关规定的，应当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纠正；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关于业务工作的规范性文件存在超越法定权限，与法律、司法解释或上级人民检察院规定相抵触，或者有其他不适当情形的，应当及时向下级人民检察院提出纠正意见或者指令撤销。下级人民检察院必须执行上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如果认为上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有错误，应当在执行的同时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报告；上级人民检察院经复议认为确有错误的，应当及时纠正。
3．对上级人民检察院交办的事项和案件，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上级人民检察院要求的时限或法定期限内办结并报告结果；逾期不能办结的，应及时书面报告进展情况，并说明未办结原因和下一步打算。对最高人民检察院转交的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批示交办的事项和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按规定交办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转交的案件，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同志批示交办的事项和案件，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项督查工作规定》和《关于检察机关办理全国人大代表转交案件的规定》认真办理。对上级人民检察院转交的同级党委及有关领导同志批示交办的事项和案件，上级人民检察院按规定交办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转交的案件，以及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同志批示交办的事项和案件，应当按照上级人民检察院的有关规定认真办理，或者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项督查工作规定》和《关于检察机关办理全国人大代表转交案件的规定》办理。
4．推行检务督察制度，加强对本级和下级人民检察院及其检察人员执行上级或本级人民检察院决议、决定、制度和重大工作部署，严格依法文明办案以及认真遵守检察纪律等情况的督察，确保上级人民检察院决议、决定和重大工作部署以及各项规章制度得到严格执行，促进执法公正和队伍廉洁。
二、坚持和完善请示报告制度
5．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检察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和办理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需要向上级人民检察院请示的，应当严格按照报送公文和请示件的有关规定办理。上级人民检察院要认真研究，及时办理并提出书面答复意见。
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省级人民检察院的请示就检察业务与检察官管理等问题所作的答复，应当定期公布。
6．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要求下级人民检察院就一个时期的工作情况作出报告，可以根据当年部署的专项工作、执法检查、专项整改、人大代表或人民群众来信来访集中反映的问题等，听取下一级人民检察院的专项报告；可以就检察工作中的重要情况、紧急情况、决定事项落实情况等，要求下级人民检察院作出书面报告。对于上级人民检察院的要求，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
7．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本地区发生的涉及检察机关和检察工作的重大突发事件、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社会动态、重特大案件、重大办案安全事故等事件，要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严格执行重大事件报告制度的通知》、《关于严格落实重大事件报告制度的通知》、《关于加强案件管理的规定》和《关于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检察院死亡事故报告制度>的通知》等文件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限内，如实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报告，紧急事项要立即报告，不得迟报、漏报和不报。
8．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具体案件中，认为同级领导和部门提出的意见不符合法律和政策规定，或者检察机关内部对案件的处理意见有重大分歧，或者相关法律政策界限难以把握，因而可能影响案件依法、正确处理的，应当在作出决定前及时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请示报告，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作出答复。
三、坚持和完善报请备案、审批制度
9．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接受、发现的县处级以上干部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要案线索备案、初查的规定》向有关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不属于本院初查的、应当及时移送有关检察院处理。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备案的要案线索和初查情况应当及时审查，如有不同意见，应当及时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
10．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决定立案或者逮捕的，应当按照《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立案、逮捕实行备案审查的规定（试行）》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审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下级人民检察院立案或者逮捕错误的，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立案而未立案或者应当逮捕而未逮捕的，应当提出书面纠正意见或者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直接作出相关决定，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
11．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拟作撤销案件、不起诉决定的，应当按照《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侦查案件作撤销案件、不起诉决定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的规定（试行）》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不批准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的，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
12．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申请赔偿的违法侵权事项拟作不予确认决定的，应当按照《关于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赔偿确认案件拟作不予确认决定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的规定》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上级人民检察院不同意下级人民检察院不予确认意见的，应当要求下级人民检察院作出予以确认的决定，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上级人民检察院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对应当依法进行刑事赔偿确认的案件不依法受理或者受理后不及时作出刑事赔偿确认决定的，应当责令下级人民检察院受理，及时作出刑事赔偿确认决定。对于上级人民检察院的要求，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
四、加强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建设
13．各级人民检察院侦查重大职务犯罪案件，应当发挥检察机关的整体优势，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健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一体化机制的若干规定》办理。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统一管理案件线索，统一组织侦查活动，统一调度侦查力量和侦查装备。上级人民检察院采取专项侦查行动、专案侦查以及交办、参办、督办、提办和指定异地管辖等方式办理重大职务犯罪案件时，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服从指挥和协调。
14．在审查起诉工作中，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认为案件不适合由本院管辖的，应当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提出移送管辖的意见，上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同意的，可以商同级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管辖。上级人民检察院对认为有必要指定管辖的审查起诉案件，也可以直接商同级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管辖。
15．下级人民检察院对诉讼活动中的违法情况提出监督纠正意见，有关机关不依法纠正的，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报告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提出的意见正确的，应当协调同级有关机关督促其下级机关纠正。
16．在“队伍、业务、信息化”三位一体管理机制建设、处理涉检信访、预防职务犯罪及其他检察工作中，也应当按照一体化工作机制运行的规律和模式，积极探索，完善制度，坚持上级领导下级、下级服从上级，同级相互支持配合，形成整体合力，提高工作效能。
五、加强对检察队伍特别是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
17．各级人民检察院要认真落实上级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领导班子和检察队伍建设的各项规定和要求，坚持对检察人员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纪律作风建设和教育培训工作，引导检察人员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专业化检察队伍。要持之以恒地加强基层检察院建设。上级检察院要坚持和完善领导联系基层制度，强化业务部门对口指导，组织基层检察院结对帮扶，建立和完善基层检察院建设的评价体系，推动基层检察院建设不断深入。
18．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加大上级人民检察院党组协管干部工作的力度。上级人民检察院党组要加强与地方党委的沟通协商，积极参加对下级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的考察，及时掌握下级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的情况，主动向党委提出领导班子配备和调整的建议；严把领导班子人选任职资格和条件关，对于不依法任免的情况，应与地方党委及其组织部门协商解决，或者报请同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协调解决，推动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差额推荐考察，坚持领导干部交流任职制度，协助地方党委做好检察机关领导干部的交流工作；切实加强后备干部的选拔培养工作，积极探索建立与检察机关干部管理体制相适应的后备干部管理制度。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派员旁听下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会议、审查会议记录等形式，加强对下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19．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促进检察队伍依法管理。对于不具备检察官法规定条件或者违反法定程序被选举为检察长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有权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批准。上级人民检察院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的任命有违反检察官法规定的条件的，应当责令下级人民检察院依法撤销该项任命，或者要求下级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撤销该项任命。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可以建议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撤换下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委员。
20．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巡视工作暂行规定》。深入开展巡视工作，进一步加强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监督，重点监督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情况、民主集中制和领导班子议事规则的落实情况、领导干部廉洁从检和廉洁自律的情况等，健全和完善检察机关党内监督与上级对下级的监督相结合的监督机制。
21．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上级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下级人民检察院党组专题民主生活会的暂行规定》。上级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对下一级人民检察院党组民主生活会的指导和监督，适时派员参加下一级人民检察院党组的专题民主生活会，并把坚持民主生活会制度和提高民主生活会质量的情况，作为考核下级检察院领导班子的一项重要内容，督促下一级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促进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廉政勤政。
22．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人与下级人民检察院负责人谈话的暂行规定》。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人要针对不同情况，分别与下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及其他班子成员进行了解情况谈话、任职谈话和诫勉谈话。对有轻微违纪行为或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领导干部，要及时提醒和教育。
23．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的暂行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要按照规定的内容和程序，在做好向本单位述职述廉的同时，分别于届中或换届前一年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述职述廉。下级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述职述廉，应当提前十日分别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政工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报告述职述廉的时间、人员、参加的范围，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参加。述职述廉结束后，下级人民检察院要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报送工作总结和班子成员个人述职述廉报告。
24．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暂行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个人有关事项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应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报告。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于每年4月30日前将本院党组成员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情况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党组和政工部门综合报告，同时抄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纪检组。
六、进一步完善考评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
25．加强和改进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考评。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建立和完善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全面工作的考评体系和办法，引导下级人民检察院自觉执行上级决策与部署，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促进检察工作全面健康发展。
26．进一步健全和规范执法责任制度与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对敷衍塞责、推诿扯皮，影响检令贯彻执行的单位和人员，要进行严肃批评；对以各种理由违反规定，迟报、漏报和不报重大事项，甚至弄虚作假的，应当予以通报，并按规定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对阳奉阴违，甚至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应当报告备案或提请批准而不上报，或者严重违反法律和有关规定，造成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对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要依法依纪严肃处理。
27．认真落实《检察机关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责任追究暂行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的党员领导干部要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对不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职责，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或拒不执行上级检察院的决定和指示、违反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领导干部必须遵守的“六个严禁”规定以及在职责范围内发生重大办案安全事故、检察人员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和违法办案造成冤、错案的，要严格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要求，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七、上级人民检察院要不断提高领导能力和决策水平，切实担负起领导责任
28．上级人民检察院要在法律确定的职权范围内对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实行领导，进一步提高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各级人民检察院都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与党的领导、人大监督的有机统一，不断增强党的观念，强化大局意识，自觉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29．上级人民检察院要努力转变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完善和加强上级检察院业务部门对下级人民检察院相关部门业务指导的工作机制，切实担负起对下级指导、督促检查、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责任。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增强工作部署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提高对下级领导和指导的质量和效率，防止政出多门和拖拉延误。要主动接受下级人民检察院的监督，经常通报情况，虚心听取批评和意见；在制定规范性文件、作出重要工作部署以及其他重大决策出台前要充分发扬民主，主动征求和倾听下级人民检察院的意见。要充分考虑不同区域检察机关的业务开展、人员素质、检务保障等方面的差异，搞好分类指导，帮助解决下级人民检察院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30．上级人民检察院要支持下级人民检察院严格执法，依法办案。对于因严格执法而受到打击报复或不公正待遇的检察人员，要积极采取措施，依法保护，必要时依靠党委、人大协调解决。
各级人民检察院要从维护宪法权威、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工作领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仅要认真贯彻执行本意见提出的要求，在其他各项检察工作中都要坚持和落实宪法确定的检察机关领导体制，上下一心，共同努力，推动检察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刑罚进化论纲(二）
尹振国
第二部分 刑罚的起源与进化
一、刑罚的起源
“要想深刻地理解一种规矩或一种制度，一种法律准则或一种道德准则，就必须尽可能地揭示出它的最初起源；因为在其现实和过去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联。”[15] 所谓源是事物的起源和根本,刑罚的起源是指刑罚从何而来，刑罚是怎样产生的.还未形成定论。我们不能重现历史，只能根据现存的历史文献和实物来推测历史。我们理解刑罚不仅要看它的现实意义，还要寻找它的起源，虽然这是很困难的，不过还是有很多学者做了尝试，而且不乏真知灼见。
公元前二十一世纪，我国进入了第一个阶级社会——夏朝，根据史书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多年来，禹刑一直被法制史专家认为是中国乃至是世界上最早的刑罚。但最近的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尧舜时期的古城，将国家的起源大大提前了，刑罚的起源时间问题也随之提前。[16] 关于刑罚何时产生的问题，限于篇幅，这里不作讨论，本文着重研究刑罚的起源或者原初状态。
(一) 西方关于刑罚起源的观点：
1、社会契约说
该观点认为，刑罚产生于人们之间订立的社会契约。为了获取更大的自由，人们通过社会契约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交给社会，当人们犯罪时，作为社会的最高组织形式——国家，就对犯罪进行刑事处罚，剥夺其以契约的方式割让给社会的一部分权利。正如贝卡利亚所说：“原始人类，本属战争状态，只因为人们后来都厌恶战争而向往和平，才各自就天赋自由之权利中，割让一部分，以契约的方式交给他人（即主权者），并让其承担保护职责。于是，主权者对违反契约者有了刑罚之权。”[17]
2、刑罚源于神说
与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刑源于天说相似，在外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刑罚源于神说的观点。如：古希伯莱最初的法典即《摩西法典》包含着刑罚的规定，而根据有关的记载，《摩西法典》不是人为法，而是神法，其源于耶和华神降世后授予摩西的刻在石板上的《十戒》。由此可知，在希伯莱人看来，刑罚源于耶和华神之手。又如《汉谟拉比法典》序言中宣称该法典的制定者汉谟拉比自称是太阳神的后裔，是众神之王。[18] 显然，汉谟拉比是在宣称其刑罚权是神授予他的。同样，古印度的《摩奴法典》中也含有某些关于刑罚的规定。而该法典的第一、二章具体描述了该法典是在自在神摩奴主持下创制的并竭力渲染婆罗门教徒学习的宗教法所蕴含的规范的神圣性。[19] 很显然，按该法典的主张，古印度的刑罚也是神的产物。
3、原罪说
原罪说源于《圣经》里的宗教故事，是说人类的祖先犯了错，人类的后代都要受到上帝的惩罚，所以每个人从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奥古斯丁认为，人类的祖先犯了罪，留在人间生活是接受上帝的惩罚。[20]
4、复仇说
认为刑罚是从原始社会的复仇习惯演化而来的。“刑罚产生于复仇，被醇化的复仇就是刑罚。”[21] 复仇是人的一种本性，也是动物的一种本性，其构成原始人类复仇习惯的动因，与此相适应，在关于刑罚是由复仇习惯演化而来的主张中，必然或明或暗地蕴含着满足人类本能的复仇欲望是刑罚之所以产生的动因。
所谓的复仇，即是以被害之状态，还诸侵害者之自身或其家族，私人权利遭到侵害，出于自救，有复仇的习俗，通行于族与族之间。至于族之内部，则由族长实施制裁，不许私人相互报仇。复仇作为原始刑罚的表现形式，等同于与外族斗争或团体之间的械斗。马克思指出：“刑罚不外是社会对付违反它的生存条件（不管是些什么条件）的行为的一种自卫手段。李斯特也曾说：“那种认为刑罚起源于表现复仇的某个个人生存本能的观点应该更正。血亲复仇已经不再是个人的反应，而是作为法律和社会的反应，是对破坏社会共同利益的反应，起初的刑罚只是对反社会行为的社会性反应（自我维护）。”
5、社会自卫反应说
此说认为，刑罚起源于社会防卫的需要。因此刑罚史的起点和人类共同生活的起点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自从有了社会就开始有了刑罚，只要有社会的存在，刑罚就必然存在。防卫社会说认为刑罚是永恒的。马克思指出：“刑罚不外是社会对付违反它的生存条件（不论是些什么条件）的行为的一种自卫手段。”
6、刑罚源于维护社会秩序需要说
此说认为，刑罚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而产生和发展的。此说的典型代表人物是边沁和龙勃罗梭。边沁认为：“社会秩序，端赖国家维持，国家为维持社会秩序计，所以有行使刑罚之必要。” [22]龙勃罗梭认为：“社会为物，受进化论之支配，是则社会为己身进化起见，对于侵犯其生存之犯罪人，有压抑之必要，刑罚权即从此必要而生。” [23]
7、刑罚产生于禁忌
远古时代，由于人类尚处于蒙昧状态，生产力低下，智识未开，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过程中，经过世代人的共同经验，发现某些不可为之的行为，如血亲通婚等，有碍于氏族的共同利益，因而予以禁止。违反者，将受到惩罚。进入文明时代，又将违背社会生存条件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予以刑罚处罚。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罪行仅仅是指集体意识所禁止的行为。[24]
8、刑罚源于国家说（阶级斗争说）
该说认为刑罚起源于国家。国家说是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的观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国家是私有制和阶级出现后的产物，作为国家意志的表现形式的法律，当然也是在国家出现后才有的，刑罚作为一种阶级统治的工具，在阶级国家出现后才有的。因此，原始社会没有刑罚，当时所存在的对违反氏族部落的惩罚行为只是一种氏族习惯。只有进入奴隶社会以后，出现了奴隶制国家，才有了刑罚。国家说认为刑罚起源于国家，也必然会随着国家的灭亡而灭亡。
(二) 中国史学家和法学界关于刑罚起源的学说
1、刑罚源于天
刑罚是上天的意志，人间的帝王只是代天行罚，这是古代统治者施行刑罚的理论依据。在中国历史上，这确是对刑罚产生原因的一种最古老的解释。有关“刑”之记载最为丰富和最为古老的史籍之一《尚书》，即多次表述着刑源于天。如《皋陶谟》上说：“天工人其代之”，《甘誓》称：“天用剿绝其命，今予帷恭行天之罚。”，《孔传》载曰：“民所判者天讨之。”
2、刑创自苗裔
认为苗族是中国最先创设刑罚的民族，《尚书•吕刑》记载三苗之君的苛酷刑罚,曰:“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3、刑起于兵
该说是从刑罚适用的领域而言的，强调刑罚最早是从军事领域走向社会的，或者说刑罚是因战争的需要而启动的。中国古代确实有兵刑不分的情况，《汉书.刑法志》有言：“黄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也。”“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具，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直接把军事讨伐当作重刑适用。史书上多有刑起于兵的记载。《辽史.刑法志》上说，“刑者也，始于兵而终于礼者也。”可以说战争孕育了刑罚，或者说刑罚最早的用武之地是在金戈铁马的战场上，至少是在中国是有相当依据的。
4、刑罚为定分止争说
该说认为，刑罚之所以产生，是为了确立上下贵贱之名分，避免争夺，这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少的思想家的主张。儒家代表荀子和法家代表韩非、商鞅均持此说。商鞅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秩，立名号，以制君臣上下之义。…… 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25] 韩非认为，“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於乱……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多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土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薄罚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26] 荀子指出：“物不能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福贵贱之等。” [27]
5、刑罚源于刑事政策
很难想象，刑罚如果不是为了防止犯罪，刑罚存在的意义何在？国内有的学者认为，刑罚源起于犯罪或刑罚源起于止争和人性恶都是非常有道理的。犯罪防治对策对于社会共同生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可以说刑事政策在人类社会生活的起始之初便已存在；刑罚最初即源起于刑事政策 。[28] 但是冤冤相报往往会导致更大的冲突的发生，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后，人类文明的程度在不断地上升，私刑已不再符合刑事政策的要求。刑罚逐渐地变为公法的内容。虽然，从刑罚的内容上看仍然以同害复仇为主。但是刑罚权已经由私人或组织转向国家，由国家统一来适用刑罚以避免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
6、我国法学界的主导观点
我国刑法学界和史学界对刑罚起源的认识，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有两种，一种是从苏联，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认为刑罚是阶级出现后，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出现的，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方式所决定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刑罚起源于复仇，原始的同态复仇和血亲复仇是刑罚的原初形式。
(三) 对中西关于刑罚起源观点的评述
